到了1906年，为了更好地推进预备立宪，学部通饬各省，凡中学以上学堂均著一律添设宪法一科，以便各学生渐具法政思想，于实行立宪年限，亦藉可接近云。

成文宪法主要以宪法文件的形式存在。但与此同时，这种发现宪法精神的过程也有自身的正当性。

宪法原则强调的是宪法本身的法律特性，而不是泛指决定宪法之所以是宪法的背后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笔者曾提出：宪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原则的功能在于反对特权现象。上述实践中所运用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语境中使用，那么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的内涵大体上不会发生直接的价值冲突，也没有在法理上加以严格界定的必要。此种意义上的宪法精神相当于传统宪法学中的宪法本质，属于宪法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或力量。总之，从政策性话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角度看，《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从整体上来界定立法依据，强调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

然而，《工作办法》在确立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时，首次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欲使宪法中的相关规定能够得到直接实施，其法律前提就是可以直接实施的宪法必须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可预见性。[156]2005年，英国打破了其维系几百年的宪法传统设立了最高法院，并赋予其对次级立法（secondary legislation，即根据议会立法授权的行政立法）行使司法审查权，同时允许其在涉及人权的案件中对主要立法（primary legislation，即议会立法）及次级立法做出违反《欧盟人权公约》的宣示性判决（declar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参见前注[77]，许光建、高照钰文。[93]其次，其也提供了原告户籍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合同签订地或履行地等例外的管辖规则以及专属管辖规则和当事人选择管辖的规则。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同时，分税制决定通过建立两套相互独立的征税机构确保征管秩序。

对于非改不可的重大原则问题，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调查研究，看准了再修改。同时规定，分成比例或补助数额确定以后，原则上五年不变，地方多收了可以多支出。

[70]立法权限的规范配置自然而然也成为其重要的内容。See also Xin Chunying, What Kind of Judicial Power Does China Need?，I Intl J. Const. L. 58, 69 （2003）．[4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6年5月7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②这次修改宪法，对于不改就会妨碍改革的，应当改。（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同时，该法确立了以合法性审查为主的模式，将合理性审查作为一种例外。如果不填补宪法遗留的上述规范空白，那么普遍存在的规范冲突不仅损害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而且也给执法造成困难。但在具体的宪法运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宪法解释权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给予必要的关注，而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宪法修改权的功能。[20]（一）国家权力的横向分配众所周知，我国国家权力的横向分配主要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展开的。

是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改革方向是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有的意见认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主要不是依靠反垄断法解决，而是要通过经济体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常态化监督机制的缺位为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开辟了一条通途。读完后，彭真同志说，这就是行政诉讼的根据，我们这是在执行宪法。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1999年3月14日）。[100]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参见前注（6]，韩大元、王贵松文。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便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参见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法学》2005年第2期。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应当赋予地方立法机关税收立法权。

[94]同时，该法又用专门一节篇幅确立了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的规则。这使得法律制度的变迁较少受到各种政策的影响，以便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制度的变革。

引自《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4年8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在改革之风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高层领导将改革视为第一要务，因此在处理改革与法律的关系上将天平倾向于前者。

参见前注[51]，李鹏书，第560页。[65]《宪法》第62条第（三）项。

所以，修改宪法必须从国家大局出发，着眼大处，不要将某部门或某领域的问题作为修宪的依据。这一立场在四次宪法修改过程中都被反复地加以强调。[117]韩大元：‘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法学》2003年第1期。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克服地方政府的自利倾向并尽可能形成一种双赢、多赢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一国宪法及宪法性制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王振民、张海廷：社会信用缺失的宪法思考，《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130]不久之后，乔石委员长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也明确提出，常委会还要充分运用解释宪法和法律的职权。

其次，全国人大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宪法修正案具有民主同质性。当然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进行必要的修改……[113]自1978年至今，我国经历了持续的、激烈的社会转型。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页。[32]时至今日，行政诉讼制度在保障人权、促进依法行政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25]其次，是公民的监督。[79]同年12月7日，国务院最终作出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简称分税制决定）。这个原则的最终确立也经历了反复和博弈。一方面，尽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两者不仅几乎从未正式运用这种权力，[145]而且也极少在理念层面强调和倡导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如此，解释权虚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该范式大都对宪法发展的过程及结果持积极的评价。

另参见夏莉娜：顾昂然：立法实践中成长的法学家，《中国人大》2011年第14期。[104]2007年，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105]，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在《反垄断法》中进一步禁止行政机关及授权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

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对宪法个别同现实脱节的内容进行修改，是必要的。[68]有学者曾对宪法文本中法律的含义做过比较系统的解读。